我一直在思考愚人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。上网看了一下，很多版本，有两个版本是比较认同的，文字太多就不写在这里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愚人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节日，是人们时间互相作弄，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法律追究的节日。

在中国也是热火朝天，本人在念初中的时候，在这一天经常受到友好的愚弄，让我觉得这个节日十分流行。我本来想写点关于愚人节的回忆，因为春节回家初中同学聚会，让我回忆起很多很多关于16岁的花季雨季。

网上说，某年4月1日，英国《每日镜报》登出一帧照片，一个面容酷似某国总统的男人，一手挽着一个几乎全LUO的美女。凡此种种，如果你都信以为真，就上了大当。美国也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评选美国最笨的十大人，里面居然包括现任总统。当然，总统是不会生气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真受了愚弄，最好拿出点“绅士”风度，一笑置之，才符合愚人节与人为善的真谛。我更对美国总统被评为最笨蛋的男人这事情感兴趣。

图为哈贝马斯

我想到一个关键词叫“公共领域”。大多数人都认为“公共领域”这个概念是哈贝马斯首创，其实不是。真正提出“公共领域”这个关键词的是汉娜·阿伦特（Hannah Arendt），他曾经在其《人的条件》（The Human Condition）中对古希腊城榜中的公共领域进行了出色的分析。但是这个词语得到推广是1961年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。哈贝马斯是个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政治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法理学家、心理学家，而且健在！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……哎呀，走题了。

愚人节发展到今天，除了人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作弄，带来有点乐趣外，深层次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公开批判的问题，就是说，这个节日为民众公开批判提供了固定的空间。你可以在这个节日内，通过既有的公共空间，进行具有娱乐性质的公开批判，甚至这样的批判可以在传统大众媒介上出现。甚至你也可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，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，并成立机构，比如学术社团、小组、协会等，这是一个公共领域。

愚人节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。英国社会学家约翰·B.汤普森曾经在《意思形态与现代文化》一文中说：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，作为一种由大众传播的兴起而激起的、比较小规模和独立报刊为形式的传播与辩论领域，产生了论坛，在那里，国家权威可以受到批评，并要求它在一批信息灵通的、善于说理的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。”这种概括是多么精彩，可以说，这种十分宽容的（我们姑且说它是宽容，不是政治上所谓的民主）“公共领域”环境，衍生了这么有意义的节日。

记得很久以前的一则新闻是说，美国宾州洛文斯坦学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研究小布什的学习纪录、写作能力﹙在没有别人协助下﹚、语言清晰程度和其他心理方面的表现，结果发现频频在镜头前说错话，闹出笑话的小布什，IQ只有91。仅达到前任总统克林顿的一半，是过去50年来美国最愚笨的总统。报告又披露，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的智商也好不到那里，只得98。虽然是项研究言之凿凿，不过有论者却直斥报告无中生有，就连撰写报告的洛文斯坦学院也是虚构的，一切都只是政治恶作剧。

恶搞2020年的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

我一直在畅想，中国大陆的某个学院，或者某个人群，或者某个论坛，或者某个组织，把现任中国国家领导人，或者离任的国家领导的人IQ分析计算一下，排个名次，然后要那些被中国官方强烈认同的媒介，比如CCTV的《新闻联播》，或者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或者新华社的通稿，来传播一下，那究竟是怎么一种场面？或许，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。可能，我觉得是一定，是有人来研究过的，甚至和我说的一样有人排序，但是肯定到了论坛就被自动过滤了。放在以前，比如文革时期，那就不是简单被过滤的问题了，保脑袋要紧。

我记得，我们曾经用一个“算人品”的软件计算公司每个人的人品，然后进行排序，有同事就开玩笑说，以后按照人品发工资，哈哈，那是因为我们老大被计算人品后，居然是98分（满分100）。我们“鄙视”他，这个计算人品的软件肯定是他研究出来的，最有技术含量的拍马屁工具。当然，这个软件不可能是他研究出来的。当然，我们也曾经用这个软件计算过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品。呵呵。

最近几年，由于互联网的发达，飞速发展，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娱乐化处理已经达到了火热的程度，甚至可以说是“过分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恶搞”。我曾经在一篇关于中国电影的文章里面写到：

从《无极》开始，中国大片得学会接受中国观众的“再创作”，即“恶搞”。在此之前，观众对大片几乎顶礼膜拜，后来开始有了唇枪舌剑，再至胡戈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”出现。此案引发陈凯歌说出“人不能WU耻到这个地步”的名言，被媒体和观众穷追猛打。置身事外的则圈中人纷纷表现自己的“豁达”，但谁又知道，如果喝到这难咽的“头啖汤”的不是陈凯歌而是他们，他们又会不会有更激动的反应呢？所以也可以这么讲，陈凯歌牺牲了一次形象，却换来了大众对待大片和“电影艺术”的自由见解，高度体现了社会宽容度，不可不说他是一个划阶段的名导！实质上，恶搞也为《无极》带来了更高的票房以作为当事人的心理补偿。获益更大的，当然是借大片上位的胡戈。

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剧照

《YEYAN》TAO不过被“恶搞”的命运，一夜之间，“晚饭”、“晚宴”成为《夜宴》的代名词。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也不能例外，有人说在电影院除了看到大片菊花外，就是看见“白HUA花的馒TOU”，说影片应该更名为《满城尽是大#妹》。大片既然要赚取尽可能多的票房，那也不得不让买单的人们尽情发挥他们的小宇宙，满足再创作的YU望。”这是中国电影的“中国特色式待遇。

前不久在采访王全安（第6代导演，获得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高大奖——金熊奖）的时候，他说，“目前的电影被确立为以娱乐功能为主体的电影工业，这个概念是十分正确的，被确立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时候，就放对了位置”。我想，中国电影应该是这样的，第一，能拿来娱乐大家，第二，能被人家娱乐，被人家“恶搞”。

其实“恶搞”在我看来，是一种很深层次的“公开批判”，也就是说，民众参与社会发展、参与国家建设的激情的高涨，用官方的话就是所谓民主啊什么的。在现有“公共领域”的条件下，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者道德允许的范围内，去“钻空子”。

比如，有人会列出一个国家领导人名单，这个名单里面包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里面最优秀的政治人物，按照他们的特长，安排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职务，比如安排孔子是教育部部长，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任务的肯定，也是对先行制度的某种不满。再比如，又人会以日本的英文japan开头的5个字母为首，去收集一些极具讽刺意义的词语，这是国人对日本民族的憎恨，姑且不说这样的“恶搞”是否正确，至少是无恶意的。

那么“恶搞”电影，就应该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不满了。还是引用王全安的话，“好的电影是靠电影本身表达出来的，不能靠说，你再多说，你就是演相声了。”中国电影本身就喜欢“说”，不是靠电影本身十分关注的剧情、音乐、拍摄等等，也不是靠艺术中最有价值的东西——情感，去传达电影，而是喜欢用一些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、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画面、色彩去吸引人，去哗众取宠，所以，被人“恶搞”是情理之中。

“恶搞”的流行，是一种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，就目前的“恶搞”来说，并没有给被“恶搞”对象大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最近重庆的那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坚持不拆迁的农民，被网友贴上论坛，说成“最牛的钉子户”，引起全国几乎所有媒体的关注，甚至有学者出来评说此事情对《物权法》的挑战，重庆市的某些领导也亲自关注这些事情，对此批文，没有这些“恶搞”，哪里来的资格在自己家的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，被重庆书记批文？我也对这个“最牛的钉子户”进行了“恶搞”，因为我想去他那楼上竖一个广告牌。那么多媒体每天“轰炸”他那里，甚至有人专门航拍那座孤楼，广告效果非同凡响，比在某些电视的黄金标王时间段的广告效果好多了。这样的“恶搞”被我定义为“头脑风暴”，因为这么一个事情，我们在QQ群里面说了很久，那都是智慧啊。哈哈。

重庆

再说一个重庆的例子，就是“彭水诗案”。除了重庆的李大哥在自己的blog上公开彭水诗案外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到现场调查情况的媒体工作者，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事情。其实也可以说，诗人的也是对重庆现状的“恶搞”，这是一种善意的“恶搞”，理性的“恶搞”，当然，在这里“恶搞”，中的“恶”已经不能理解为简单的“坏”了，而指的是“非常规”“超常规”，因为诗人对重庆彭水现状的批判选择了十分与众不同的渠道，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待遇，这是一种很深层次的、很理性的“公开批判”。当然，诗人受到的那些“与众不同的待遇”是因为当地政府太愚昧了，我只能这样解释。否则我无法理解我下乡调查的时候，为什么仍然有警车跟着我们。事情在我们直接或者简介的操作下，朝了很良性的发展。所以，我会在前面说，目前的“恶搞”并没有给被“恶搞”的对象，或者进行“恶搞”的人带来十分巨大的严重的影响，至少，到最后是胜利了，出名了，或者成功了。“彭水诗案”的合法解决、胡戈的出名，应该是很有力度的证明。

当一个事情成为一种习惯，或者成为一种风俗，或者某一个日期，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有人会用这个日期，定义一个节日。于是，我们有了青年节，有了国庆节等等。当国外的节日纷纷走进华人视野的时候，为了一股所谓爱国的力量，于是就有人开始说，应该是“中国的某某节”，于是就有人说七夕应该中国的情人节等等。

当愚人节那么疯狂的走进国人的视野和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？“恶搞”是中国特色，中国的愚人节应该是“恶搞节”，让我们为 “恶搞”干杯！